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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著沉重的攝像器材，徒步在蜿蜒崎嶇、人跡罕至的山路上，23歲的大學畢業生郭孚繼和邱智豪，一次次走向地圖上難以尋覓、行將消逝的村落。他們的目標清晰，“用鏡頭為那兒的村民做點什么”。中央財辦副主任、中央農辦副主任祝衛東近期在國新辦發布會上介紹，1985年至今，自然村數量減少了約150萬個，行政村數量減少近50萬個。郭孚繼和邱智豪的鏡頭正是對準了這些正在“失語”的村落。（三湘都市報）
當23歲的郭孚繼和邱智豪將鏡頭對準那些行將消逝的村落時，他們不僅在記錄一個個具體的村莊，更在觸碰一個時代的命題：在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中，鄉村該以怎樣的姿態存在？
村落的消亡，從來不是突然降臨的意外，而是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的必然產物。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尋求更廣闊的發展空間，偏遠村落因人口流失而逐漸凋零。這種變遷背后，是生產方式的迭代、生活半徑的拓展，也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。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，那些消逝的村落，帶走的不僅是物理空間的痕跡，更是數代人積累的生活智慧、地域特有的文化基因，以及人與土地之間最本真的情感聯結。“村落減少150萬個”的數字背后，是無數民間技藝的失傳、鄉音土語的湮滅、民俗傳統的斷層，我們不得不思考：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，該如何守住鄉村文化的根脈。
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，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，本質上是對發展邏輯的重構。它跳出了“城市發展必然以鄉村消亡為代價”的單向思維，試圖在現代化進程中為鄉村尋找新的坐標。從傳統村落保護名錄的劃定，到非遺傳承人制度的完善，從鄉村特色產業的培育，到公共服務向基層的延伸，一系列政策正在搭建新的框架：讓鄉村不再是“落后”的代名詞，而是能承載生態價值、文化價值、生活價值的多元空間。這種重構，不是簡單的“復古”，而是要在城鄉融合中為鄉村注入新的生命力，讓土地既能孕育傳統的根脈，也能生長出現代的希望。
在這一過程中，“郭孚繼和邱智豪”們的青年行動，價值遠不止于影像留存。他們背著器材行走在崎嶇山路上的身影，本質上是在喚醒集體記憶中關于鄉村的溫暖片段。當鏡頭捕捉到老屋的斑駁木窗、老人的滄桑皺紋、田間的最后一茬作物時，這些畫面會穿透屏幕，擊中每個中國人血脈里的鄉土情結——那些看似過時的村落細節，恰是構成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拼圖。青年用專業能力搭建起“被遺忘者”與“關注者”之間的橋梁，讓個體記憶升華為社會共識，為鄉村振興凝聚起最廣泛的情感基礎。
當鏡頭記錄下最后的老屋時，我們更需思考：鄉村振興的終極目標，從來不是阻止變遷，而是在變遷中守護那些不可替代的價值——讓孩子能在村口的學校讀書，讓老人能在熟悉的鄰里中安度晚年，讓年輕人能在家鄉找到施展才華的舞臺，讓老屋的炊煙里飄著傳統的味道，也能接入現代的網絡信號。
對準老屋的鏡頭，既是對過去的告別，更是對未來的期許。在發展與保護的平衡中，讓鄉村真正成為“望得見山、看得見水、記得住鄉愁”的家園，這才是我們應有的態度。（泉州文明網 鄭運鐘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