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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羅小平
書院是傳播文化的地方，也是作育人才的地方，特別是宋代的書院通過藏書、講學、祭祀三大功能，用義理灌溉學子，培養他們修身進德，改變氣質之性。這是書院教育的核心。
變化氣質要讀書，因為讀書明理。這是書院教育的基礎。
講學是讀書的重要方式之一，但講學受時空限制，人們更多的是靜心閱讀。《詩經》說讀書方法有二：“如切如磋，道學也。如琢如磨，自修也。”前者師友二三人相互切磋，是為道學；后者個人一邊閱讀，一邊琢磨，是為自修。當然，講學也罷，切磋也罷，自修也罷，意在通過讀書明白事物的道理，進而變化氣質。理學家認為，人有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，前者是本然之性，是善性；后者稟受天地之氣之偏，可能有惡。讀書明理，變化氣質，就會回歸天命之性。
讀書明理是一個長期的過程。理學家說的天理，包括自然法則和社會準則。書籍記錄人類物質生產與精神生活的過程，有經驗也有教訓，讀書就是要明白書中之理。不能書是書、我是我，書與我兩不相干。《大學》說的格物致知包括兩個面向：一是在廣度上用功。程顥說：“今日格一件，明日又格一件，積習既多，然后脫然自有貫通處。”世間萬物林林總總，循序漸進窮理才能融會貫通；二是在深度上著力。朱熹說：“須是窮盡事物之理。若理窮得三兩分，便未是格物。須是窮盡得到十分，方是格物。”“致知”是知之至，知至而后理明。
讀書也是一個釋疑的過程，需講求方法。朱熹說：“讀書無疑者，須教有疑；有疑者，卻要無疑。”書籍記錄歷史，但未必完全，且觀點各異。讀書不是死背教條，必須帶著問題讀，并參訂各家之說，解決心中的疑問，渙然冰釋才是讀書的最佳效果。比如，儒家的“厚葬久喪”為何遭墨子批評？讀《墨子》才知道：“三年守喪”，男不能耕，女不能織，如何度己度人；“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”，大量的財物隨葬，富裕之家變成貧困之家，貧困之家雪上加霜。讀書明理就是要釋疑解惑，不宗一說。
讀書是學做人的道理，朱熹說：“后生之學，且看小學之書，那是做人的樣子。”陸九淵的二哥陸九齡反對把讀書當成炫耀的資本，他說：“今人自小即教作對，稍大即教作虛誕之文，皆壞其性質。”被稱為“道南首功”的楊時批評當時的讀書風氣：“學校以分數多少校士人文章，使之胸中日夕只在利害上，如此作人要何用？”可見明白事物道理是讀書的目的。
變化氣質需要思辨，因為思辨才能分清是非、區分善惡。這是書院教育的重要內容。
古代教育按年齡分小學、大學兩個階段，前者8～14歲，后者15歲以上。小學蒙昧無知，只能學一些簡單的家庭事務，大學則要學事物之理。用理學家的說法，小學是學形下之事，大學是學形上之理。朱熹說：“小學者，學其事；大學者，學其小學所學之事之所以。”又說：“小學是直理會那事，大學是窮究那理。”小學所學之事是事親敬長之類。朱熹說：“古者初年入小學，只是教之以事，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。自十六七入大學，然后教之以理，如致知、格物及所以為忠信孝弟者。”也可說，小學是學口耳數誦之學，大學是學為何要學這些學問的原因。
既然大學是學形上之理，那么書院就不能停留在背誦詞語的階段，而是要提高分析、思辨能力。現代科技高度發展，電腦之外，隨手有手機搜一搜，還有AI，詞語查找、含義解讀早已不是問題。問題的關鍵是如何讓人知道在哪可以找到“天理”。“天理”的含義是什么？有何作用？朱熹說：“道者，古今共由之理。”就是人們為了共同的緣由建立起來的道德體系。古代追求聲名利祿的教育多被理學家詬病，順昌的理學家余大雅說：“今人家不善教子弟。”朱熹回答：“風俗弄得到這里，可哀。”
書院講學的重點不只是知事物之當然，更要知其所以然。“師者，傳道、授業、解惑”，強調分析、思考的重要性。春秋時期，我們的祖先認識萬物的方法由物入理，提出“有物有則”；宋代的理學家以理釋經，進行理論創新，由理見物，提出“理在萬物之先”。因為聞道有先后，且人有智愚，“有物有則”的弊病是見物未必見理；“理先物后”的好處在于見理一定有物，因為理寓于物。
書院要弘揚“如切如磋”的傳統，啟發學生思維，引導他們深入思考。比如在“理一分殊”二者關系上，既要知道理一，更要知道分殊；既要知道分殊，更要知道理一。在物我關系上，既要知道物我二分，更要知道物我一體。理何以既是形上之道，又是形下之器。因為理也像工具，不同的事物用不同的理。只有通過深度思考，才能理解“天命之性”的重要意義。
變化氣質要改變心性，這是書院教育的重中之重。
理學家講天、講地、講萬物，簡言之是講物、講理、講人心。心何以重要？心具主宰的地位。朱熹在注釋《大學》說：“心者，身之所主也。”人會做事的本質是心會做事。心之所向，行之所之，故堯舜提出人心要聽命于道心。孟子對人心的認識更是透徹，他斷定人善性本，但又明白人心有惡，把惻隱、羞惡、辭讓、是非之心看成是做人的開端。北宋時期，理學家在《中庸》性、情的基礎上，進一步闡述心的主宰作用，提出性、情由心統攝。張載說：“性對情言，心對性、情言。”又說：“心統性、情，統猶兼也。”因為心有走作（越規、放逸）的可能，所以朱熹說：“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，而人心每聽命焉。”
宋代理學家提出“理在萬物之先”，一是物的世界，即世界是物質的世界；一是理的世界，萬物由理派生，并且為了強調心的重要性，甚至說“心即理”。事實上，理學的本質是唯物，因為理學家開口閉口都說物，而這個物包括事物。“心即理”也不是說心等同于物、等同于理，而是強調要心中有理。有理必然有物，因為理不離物。理學家關注的是如何將外物納為己物，達到物我一體的境界。在這一認識過程中，他們認為心雖不能決定世界，但可以影響世界，甚至左右世界。有道是，理無善無惡，但心有善惡。說得最透徹的是程顥，他說：“一心可以喪邦，一心可以興邦。”心的地位何其重要。
讀書明理、善于思辨、變化氣質，但氣質的改變最終取決于人的心性。周敦頤說：“圣人之道聞乎耳，存乎心，蘊之為德行，行之為事業。”書院教育的核心是教育人們內化于心、外化于行，以彰顯理學家所說的人之所以為人的文明氣象。
（作者為《朱子文化》雜志責任編輯、南平市李侗文化研究會副會長）